杨富学 王朝阳 | 评白迈克著《臣服者与征服者：畏兀儿人在蒙古帝国》
摘要：美国学者白迈克（Michael C. Brose）所著《臣服者与征服者：畏兀儿人在蒙古帝国（Subjects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于2007年刊行以来，即受到欧美、日本学者的关注。本书立足于蒙元时期迁入内地的畏兀儿精英身份转变和生存策略的研究，材料丰富，视野开阔，考证缜密，颇具开创性。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回鹘语文献史料收集有限，利用不足；突厥语知识有所欠缺；对汉文史料的解读时有误解，尤其是回鹘特有的官名等；一些观点尚存在可商榷之处。
关键词：畏兀儿；元代；政治与文化精英；生存策略；书评
近年来，国外对元代畏兀儿人的研究，美国怀俄明大学历史系主任白迈克（Michael C. Brose）教授颇引人注目，[1] 本文所评介的《臣服者与征服者：畏兀儿人在蒙古帝国（Subjects and Masters: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2] 即其代表作。2000年，白氏以《元代明初畏兀儿精英的生存策略（Strategies ofSurvival: Uyghur Elites in Yuan and Early-Ming China）》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3] 嗣后经数年努力，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增补了不少内容，遂成此书。
Michael C. Brose, 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7.
本书立足于蒙元时期迁入内地的畏兀儿精英身份转变和生存策略，颇具开创性，故而受到欧美和日本学界的关注，美国著名汉学家艾鹜德、日本回鹘学专家松井太、国人张海云等，都曾撰文进行评介。[4] 笔者近年致力于元代畏兀儿历史文化的研究，常接触此书，颇有一些感悟，今特撰此文，与诸位同仁共享，目的有三：一者总结其特点与优长，二者指明讹误以提醒读者注意，三者旨在引起国内同仁对此书的关注。
回鹘，元代称畏兀儿，先以半游牧、半定居的方式生活于漠北，[5] 于9世纪中叶始迁入中亚、新疆和河西走廊地区，并于9至13世纪间在东起河西走廊、西至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民族政权。其中，迁居新疆地区的回鹘人以高昌（吐鲁番）、北庭（吉木萨尔）为中心建立高昌回鹘王国。1209年，成吉思汗征西征，高昌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自愿归顺，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保存其王位，高昌回鹘遂成为具有半独立地位的西域地方政权。在蒙元时期，畏兀儿人大量入居中原或蒙古高原，呈现出大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的态势。[6] 白迈克之书即以迁入内地的畏兀儿人为研究对象。
回鹘在漠北时本为一草昧初开的民族，西迁后，以其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之便，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奉行拿来主义，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文化得到长足发展。[7] 古往今来，回鹘以善于兼容东西方各种思想文化而著称，不惟如此，他们还妥加利用，不断融合创新，渐次形成独具特色的回鹘文化，对后世西夏、契丹、女真、蒙古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是观之，白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全书总共分为七章，基本框架如下：
第一章《蒙古的社会秩序》（Mongol Social Order）追溯早期蒙古历史，依据《蒙古秘史》和相关汉文史料记载，阐述蒙古统治的社会秩序，分析蒙古社会的四等人制、军户、匠户等。亦彼时社会背景言，畏兀儿作为色目人之一种，处在蒙古人之下而高于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居民）和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居民）。由于与蒙古人有着共同利益，互结秦晋，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而存在。
第二章《高昌回鹘及其草原祖先》（The Gaochang Uyhursand Their Ancestors）追溯高昌回鹘建国前的历史，9世纪中叶后迁居吐鲁番地区，建国后与西辽、蒙古之间的关系等。以及高昌回鹘国的社会、文化、与周边民族的贸易等。
本章试图再现本民族的历史以及高昌建国后的社会、文化等，无疑是将依据该民族遗留下来的史料记载最为合适，然而贯穿这一章，所依据的都是汉文史料，我们知道，由于各种原因，汉文史乘对宋元时期高昌回鹘王国记载甚少，大量的相关文献都是用回鹘文记载下来的，然而本章讲述高昌回鹘时期通篇未能引用回鹘语文献，不失为一个缺憾。
第三章《散居于早期蒙古帝国的畏兀儿人》（Diaspora uyghurs inthe Early Mongol Empire）。考察了第一批迁往内地的畏兀儿人，其中包括达释、仳俚伽帖木儿、哈剌亦哈赤北鲁、小云石脱忽怜、月龙阿斯兰都大、布鲁海牙、孟速思等。
需提点的是，本章涉及不少畏兀儿人名、地名的突厥语还原，由于语言的隔阂，白氏在还原时出现了一些讹误，如高昌回鹘国主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被还原为Barchuq el-Tegin（p. 88），正确的写法应为Barchuq Art Tegin；再如岳璘帖穆尔，被误作Eren Temür（p. 108），实应作Yulum-Temür。[8] 西域重镇“焉耆”被还原为Sayram（p. 100），实应作Solmï（唆里迷），乃其突厥语形式。[9] 这些错误已由国外学者艾鹜德、松井太等指出，兹不复赘。
第四章《色目精英在蒙古帝国身份的转变》（Shifting Patterns ofSemuren Elite Engagement in Mongol China），着重从迁入中原的两个家族后裔——哈剌亦哈赤北鲁和廉希宪家族，讲述了这个家族成员代表的为官经历及管理方式的变化。随着蒙古对南宋的征服，畏兀儿政治精英也进入江南地区，于是乎，其经营、管理地方之方式也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弃蒙古旧制而采纳中原同行之管理模式，尤其在恢复科举后更是如此。
第五章《偰氏家族身份的转变》（Xie Family Transitional Figures）。着重考察以迁入内地的偰氏家族两代人，主要是合剌普华、偰文质父子，考察其生平和历官事迹。二者继续扮演政治精英的角色，同时，偰文质也向文化精英转变，其事业和个人选择反映了他们父子之间意识观念的转变。
第六章《意识转变的策略》（Resources andStrategies of Identity）偰氏家族继续保持与汉族士大夫的交往，家族中的史料包括碑铭、家谱等皆为汉族士大夫所撰，通过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出，畏兀儿人之生活方式和事业，其中不乏扮演社会精英角色者，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佥具一定影响力。
第七章《偰氏六进士：新一代偰氏家族的后裔》（The Six Xie jinshi: ANew Generation of Elites）。偰氏家族身份几经转变，越靠后越恪守儒家文化，元朝中后期行科举，偰氏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令人侧目。凭借其较高的文化素养，偰氏家族成员先后登第，一门六进士——偰直坚、偰朝吾、偰列篪、偰善著、偰哲笃、偰玉立——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映照出蒙古在中原统治策略的转变。
在西方研究回鹘民族史志的著作中，此书卓尔不群，堪称翘楚之作，不仅立意新颖，而且特点突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材料丰富，注重地方史志，将元代畏兀儿精英的架构建立于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以偰氏家族为例，作者本着竭泽而渔的态度，涉及偰氏家族的史料囊括几尽，不仅引用了欧阳玄撰写的《高昌偰氏家传》，也参考了时人刘岳申、柳贯、贡师泰撰写的与家族成员相关的作品，还有反映该家族迁居南方状况的《南昌府志》，以及其他相关的碑铭、方志、金石志等，对国外学者来说，对材料挖掘如此之精细，实属难能可贵。同时，作者还兼采作为社会精英、文化精英的家族成员偰玉立、偰哲笃等人的作品，无疑更增强其说服力。通过如此细致的资料裒辑工作，作者有条件全面揭橥偰氏家族自蒙古建国到元末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地方志、金石志之类，收集、整理极为不易，而又充任着佐证迁居各地畏兀儿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支撑。材料的夯实无疑与作者务实的学风有关，为了细致系统地研究偰氏家族，不远万里亲赴云南调研偰氏后裔，从而获得了一手的资料。
第二，视野开阔，宏观视野与微观探讨相得益彰。作者具备研究这一复杂课题的多种条件，不仅充分吸收前辈学者伯希和、葛玛丽等人的研究成果，而且特别注意当下学术前沿。吾人固知，德、英、法、美、俄罗斯、日本、土耳其诸国接触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语文献较早，解读这些文献成为其突厥学的一大特点。出于文献解读的需要，欧美、日本学者较早对宋元时期的回鹘/畏兀儿历史进行研究，成就非凡。白迈克先生长期受这一学术氛围的熏陶，对元代畏兀儿研究情有独钟，孜孜矻矻，经年不息。白氏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美国元史专家爱尔森 (Thomas Allsen)教授，对元代新疆史研究颇为独到，二者互相策励；白氏常常不远万里，奔走于欧洲、东亚之间，尤其是中国，跟国内元史学者萧启庆、刘迎胜、姚大力、姚继德等人进行紧密协作，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学术信息非常灵通。这是其能够超迈同侪，取得大成就的要因之一。
与当前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界普遍存在的学术碎片化现象比较，此书立意之宏阔，颇值得效法。国人做学问喜随兴所至，而不太关注议题的学术价值，以“重考据”为由死钻牛角尖，做出来的东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体系，没有框架，把本可系统化研究的历史问题撕成了碎片，结果，虽兀兀穷年，辛苦之至而收效甚微，此类现象在今天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中普遍存在。即使辛辛苦苦吧论文写出来了，也因为学术价值不大而不受重视，不好发表，即使发表也没有多少人看，这就是国人发表论文数量虽多，却在国际学术界得不到一席之地的真正原因。反观欧美、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关注的多为国计民生、国家构建、民族关系、文化发展之类的重大问题，研究过程中，在具体问题上不惜功夫作细密考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故其研究成果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为世人所关注。笔者从不反对考据，考据是历史学的重要内容，是为解决学术问题服务的。还有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偏狭却不自知，反美其名曰“仄而深”。其实，仄则仄矣，未必能深，因为深往往是建立在博的基础上的，无博则无以为深。碎片化现象不利于年轻学人宏观思维的构建，也不利于学术体系的形成，当力戒之。
必须申明的一点是，不能一概反对细小学问，相反，课题越做越小，越做越细，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体现出的是学术的进步，而那些大而不当、空洞无物、不接地气的所谓“研究”，则只能归入垃圾。这里所谓的细小，不是让年轻人一开始就追逐细枝末节，而是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具有发展前景的选题，在研究过程中问题会逐步深化，常常需小处入手，小中见大。如果一开始就选择一个细小的课题，往往会限制研究生的思维，不利于研究空间的拓展。就研究生阶段而言，学位论文撰写正是培养学术素养的关键期，一个好的选题，往往会造福其一生。可是，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种的窘况，即一篇学位论文做完了，下一步该干什么，不知道，茫茫然，此类情况的出现差不多皆可归因于研究生阶段选题不好，系统性不足，碎片化有余。不能把学术问题有机联系起来，势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摧残学人，戕害学术。质言之，细小课题不是不能做，问题是要看由谁来做，在什么场合下做。学术碎片化倾向不惟敦煌吐鲁番学界存在，民族史学界也同样存在，近年多为学术界所诟病，当引以为戒。本文所评论的这部著作，源自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最终修订版，从中可以看出，立意宏阔，抓大放小，在具体问题上又不惜笔墨详加考证，宏观把控与微观考据结合得非常到位。这篇学位论文奠定了白氏的学术基础，是后，白氏的研究一般都与博士学位论文息息相关，这样一来，学问就可以越做越深入，越做越细致了，发覆创新，小中见大，逐步构建出独具特色的学术体系。
第三，立意新颖，考证缜密。作者根据不同时期偰氏家族代表人物以管窥畏兀儿精英生存策略的嬗变，考论细致，证据充分。在论述畏兀儿精英身份转变时，白氏通过对内迁畏兀儿人之诗词歌赋及其与内地汉族士大夫的交游，尤其是他们采取和汉族士大夫一样的字号等具有标志性的因素来证明内迁畏兀儿人身份的转变和生存策略的递嬗，耐人寻味。
部分迁入南方的偰氏后裔以“偰”为姓，究其原因，白迈克分析道：偰氏之“偰”源出偰（契）辇河，乃故乡之河流，以“偰”为姓，便于汉族士大夫接受，不仅体现出汉化特点，也有不忘根本之意味。偰（契）辇河地处蒙古高原，“偰”字彰显出的是漠北回鹘帝国的荣耀。（p. 187）白氏的分析入情合理，而且契合内迁畏兀儿精英生存策略这一主题，令人耳目一新。
作为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元代畏兀儿历史的著作，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是难免的，甚至会有很明显的缺陷。这里吹毛求疵，略举以下几个方面与作者、读者商榷。
第一，回鹘语文献史料收集有限，利用不足。突厥学属于国际性学科，仅凭汉文史料是不够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为宋元时代回鹘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很多都是传世资料所缺，可以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能像回鹘/畏兀儿文化那样多地受惠于地下发掘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回鹘学在内的突厥学科是一门依赖于古代碑铭和出土文献的学科，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缪札称：“这将对解决[该地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问题起到巨大作用。”[10] 言不谬也。
众所周知，回鹘迁居吐鲁番盆地以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回鹘文明。由于各种原因，汉文史料（尤其是宋元史料）对这些记载很有限，不仅支离破碎，而且多有遗漏。与之相反，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回鹘语文献，对吐鲁番等地回鹘之社会、经济、文化等状况多有如实的反映。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白迈克主要是以迁入内地后的畏兀儿人为考量，故而对迁入甘肃永昌、敦煌等地的畏兀儿人略而不论。其实，元代畏兀儿人在河西地区也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而且这些资料对于探讨入居内地的畏兀儿历史、文化，不是弥足珍贵之资料。这些资料出自畏兀儿人之手，其可靠性毋庸置疑，如汉文—回鹘文合璧之《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等莫不如此。略显遗憾的是，白氏未充分利用之。就以《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来说，其中记载不少元代畏兀儿人物，人名之书写既有汉文也有回鹘文，可以勘同，对研究元代畏兀儿历史人物及其名称构成、读音规律具有独特价值，白迈克却受畛域所限，未能关注到，否则，其大作中出现的人名讹误，有一些或可避免。[11]
不惟如此，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语文书与内迁畏兀儿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2] 有的回鹘文佛经刻本残片虽发现于吐鲁番，但来源地却是杭州，如回鹘中流传时间甚广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就是在杭州刊刻的，时在元代中叶。[13] 职是之故，可以推定，杭州尽管地处东南，但与遥远的西域畏兀儿存在着紧密的文化联系。无独有偶，迁居大都而地位显赫的孟速思家族有肖像图发现于吐鲁番木头沟，其制作地却为大都。[14] 敦煌发现的册子本Or. 8212-108回鹘文《说心性经（Tözin Oqïdtačï Nom）》是柳中城（今吐鲁番鲁克沁镇）高僧智泉（回鹘文写作Čisön或Čisuya，Čisuin）法师所撰写，撰写地点却为大都的gaolenhua寺，即今北京高粱河畔之元代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15] 体现出吐鲁番—大都—敦煌间畏兀儿文化之联系。
当一些历史问题仅靠汉文史料无法解决时，借由相关的回鹘语文献或可收曲径通幽之效。美国学者克拉克（L. V. Clark）通过对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世俗文书的裒辑、译释和研究，撰成博士学位论文《13—14世纪新疆回鹘文世俗文书导论》，通过人名、专门术语、特定词汇及文字书写特点等多种因素对文献进行断代，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回鹘语世俗文书凡可判定年代者，皆为蒙元时期之物，另有一些尽管不能判定年代，但不能排除于元代之外。[16] 无论国内外对畏兀儿的研究，无不得益于这些文书，例如尚衍斌著《元代畏兀儿研究》[17] 在这方面就明显胜其一筹，书中利用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以之与汉文文献相印证，获益良多。
第二、突厥语知识有所欠缺。突厥学研究中，若没有一定的突厥语功底，研究中就会有很多局限，这一问题在白氏书中也有体现。举例说，白氏在研究偰氏家族身份转变时，以取汉字、采纳中原士大夫同样的字号来说明汉化或者儒化，是很有说服力的。从汉字的角度上，似乎这种理解是恰如其分的，然而从回鹘语的角度加以思考，则不无出入。
家族成员中的偰文质、偰直坚、偰哲笃、偰该帖等都可还原成回鹘语或蒙古语，家族取名字规律仍有突厥语言学规律可循。[18] 通过这些人名未必能看出汉化倾向，只有偰善著之名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汉化，属于纯粹的汉名。值得一提的是，直到偰氏后裔偰伯辽逊及其子孙服务于高丽政权时仍使用的是他们所擅长的回鹘语文。[19]
第三，对汉文史料的解读时有误解，尤其是回鹘特有的官名等。史料涉及古汉语术语甚多，为解读之，白迈克作了大量的工作，卓有成效，实属不易。但由于对汉语系统，尤其是元代语音系统缺乏足够了解，导致对文献识读出现误解，举其要者如下：
偰氏家族碑铭有言：“[合剌普华]公少有志节，器可大受，用兵理财。”白迈克将“少有志节”解读成“缺乏书写能力”（p. 170）。实则恰恰相反，其言本意在于表明合剌普华年少时即胸怀大志。
同样是出自偰氏家族的史料：“公（岳璘帖穆尔）训导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杀为第一义。”白氏将这句话翻译为：“教育他们人最重要的品行是要孝敬弟弟，应当真诚、友善，以及避免杀戮。”（p. 109）显然，白氏扭曲了原文的含义，“孝弟”，“孝悌”也，孝指对父母还报的爱，悌则指兄弟姊妹的友爱，不能理解为“孝敬弟弟”。诸如此类，没必要一一叙说。
有的回鹘官名虽然源自汉语，但语义已与汉语相去甚远，如史载“[孟速思]父讳阿尔齐苏，为本部都统”。（p. 96）白氏将“本部都统”译成本地区的行政长官，看似合理，实则谬以千里。
回鹘的都统与内地都统（行政长官）差别甚大，在回鹘中，都统（Tutung）为高级僧官之称谓，借自汉语官号“都督”，回鹘文原作Tutuq，后演变为Tutung。[20]然而，白迈克误认为孟速思父亲就是北庭的行政长官，其实为一僧官。
第四、某些观点值得商榷。白氏在论述古代吐鲁番地区宗教传播时言：“天山——塔里木地区，摩尼教和基督教在5世纪就已经有传教士和信奉者。”（p. 70）按照学界通常的说法，景教之入唐，约始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由于受到唐初统治者的支持，发展很快，迄高宗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21] 而摩尼教入华时间稍迟，《佛祖统纪》卷39记载：“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22] 白氏将二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均推定在5世纪，却没有给出证据。不足为信。
白氏善于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但在采纳他人观点时，有时也会陷入不加以辨别而致误的情况，如在讲述回鹘西迁时，白氏参考他人观点，认为回鹘于840年被黠戛斯所败后，逃窜后的残部最终出现两个部落政权——甘州回鹘和高昌回鹘（p. 66）。然而，按照中国史书的记载，西迁者还应包括喀喇汗王朝一部，即学界所谓的“葱岭西回鹘”。《新唐书》记载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诸部溃，其相馺职与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23] 其中的“葛逻禄”于8世纪中叶以前即已徙居葱岭以西地区，[24] 著名的喀喇汗王朝就是西迁回鹘与葛逻禄结合而建立的。[25] 此外，沙州、瓜州也有回鹘分布，而且于11世纪中叶一度自立而为沙州回鹘王国（1036~1068）。[26]
白迈克在强调精英们族群意识的转变和汉文化趋向时忽略了内地畏兀儿人的民族凝聚力。其实，这些畏兀儿人长期保留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其与他族联姻为例，元兴之初的畏兀儿家族更多趋向于与色目家族联姻，偰氏更是如此。元朝中后期，畏兀儿人与汉人联姻逐渐增多，然而，直至元末，迁居江南的偰氏家族一直未见与汉人通婚的案例。
白氏在强调元代儒家文化对内地畏兀儿人的影响时未虑及唐宋时期儒家文化的浸润。早在唐代，回鹘即已受到儒家文化之熏染，在迁入吐鲁番后，更是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其中，儒家文化为其重要内容之一，吐鲁番出土元代以前的回鹘文文书中即不乏忠孝节义方面的内容。[27]
总体而言，白迈克著《臣服者与征服者：畏兀儿人在蒙古帝国》一书的写作是成功的，尤其是对元明时期凡有突出贡献的偰氏家族成员一一进行细致的论述，进而全景式地展示内迁畏兀儿精英的历史面貌。稍有逊色的是，白氏突厥语略有欠缺。大凡从事突厥学科研究有突出贡献者，多数在语言和历史研究均有建树，白氏没有能够打破历史、语言之专业壁垒，否则，势必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本书毕竟是以西方的视野研究中国古代民族，略有瑕疵在所难免，质言之，白迈克之书不失为一部有分量、有价值的优秀学术著作，其研究的立足点、方法，尤其是宏观与微观尺度的把握上，有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编按：原刊《吐鲁番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0—146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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